這基本上只是構思期末報告的大綱而已
但是給老師看的第一次就被打回票了
果然還是太嫩了 題目太大了 寫成一本書都OK
為了讓以後的我來緬懷現在的我 所以把這段慘痛歷史記上
等我老再寫出來出版吧
一、緒論：
在政治制度中，決定權力分配最關鍵的形式即為封建制度、中央集權制度和民主制度。不論是歐洲和亞洲地區，在十七世紀之前均是以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權制度為主的國家，雖然政體有所更動，但仍不脫此範疇。但在十八世紀開始，法國成立了第一個民主的國家(第一共和)，在那之前英國也逐漸發展成議會民主的雛形，緊接著美國也成立的民主制的聯邦國家，此後歐洲大陸的民主火苗便開始有如零星烽火般的在歐陸上燃燒。
相反的看到中國等這些東亞文化圈的國家(韓、日)，卻是等到十九世紀隨著歐洲國家文化的引進，才開始有著民主的觀念和思想。對於中國來說，民主制度是外來移植的制度，一點也不奇怪。在本文中想要探討的方向在於，為何中國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可以維持平穩的發展，並以此延續長達兩千年之久?而歐陸國家的政體卻常有更迭，而後甚至發展出不同於封建和專制制度的新的權力規則?
以下的一部分先闡明制度變遷的模式，其次為中西政體制度演進的歷程，在做精英網絡和取士制度的關係，說明中西制度變遷差異的原因。
以下第一部分探討制度變遷的模式而中西政治制度又屬於哪種模式，其次在探討精英網絡對於制度變遷的影響力，再論中西政治精英網絡不同之處和影響為何。
二、制度變遷的模式及中西政體制度改變的背景：
第一種是緩慢式漸進的變遷，後來制度所做的改變和選擇都是立基於原先制度的框架中去探討，所以塑造出來的制度跟之前的制度有相當高的同質性。而新制度論將其稱為”路徑依循”的特色，依某一項制度而決定的行為，實際上並非依制度本身所提供之方式運作，而是在更早形成決策時便已被創造出來。此一開始便確定的決策，與相應而生的制度設計，實際上同時於其後運作，並決定了此一制度未來如何形成決策的過程。一般而言，所有的制度演進都可以放到這個範疇內去觀看在歷史中動態的變化。
第二種是間斷式的變遷，後來制度所做的改變和原先制度有著十分大的差異，但是這種情況是較為少見的，通常是因為戰爭、革命、征服和自然災難等事件而造成間斷式制度產生的原因。
就論政體制度而言，因為其為國家一切制度的根基，決定政治資源權力運作的方式，因此其報酬遞增的效應相較其他制度來的都還要大。在中國政治發展中，從夏到周代為封建體制，時間長達近兩千年，其國王實乃各地封建諸侯國的共主(名義上的領袖)，各地封建貴族擁有軍事、稅收、司法、行政的權力，有著相當大的實權，國王除了擁有命令各諸侯朝貢、要求出兵的權力外，相較於中央集權的制度來說，國王擁有的權力並不大。而從秦到清所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度，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是在這兩千多年中，這麼多次朝代的更替，都不影響到其中央集權制度的動搖，甚至從宋代以降，王權日益升高。
歐洲各國的政體演變，通常都會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說起，希臘城邦式民主也同時和封建、中央專制政體共存，至於羅馬也經歷了三種不同政體的演變，但是其他地區依然還是屬於部落共主式的統治方式，而後蠻族入侵，到之後的神聖羅馬帝國，歐洲地區的政體以封建制度為主，在各地的城主有管理其封地內的權利，國王權力的擴張則是要到十六世紀民族國家興起後，才開始隨著武力擴張將統治勢力深入一般地區。
在這個階段的中西政體演變，就的確有些不同的地方，相較於歐洲各國而言，中國在這段歷史，政體均在中央集權專制中，雖隨著朝代的更替而中央和地方權力的消長中有所不同，但均是在中央集權體制中運行的範疇內。不論是否發生戰爭、天災、被外族征服等事件，例如：元、清兩朝其前身均為邊疆民族，元代為蒙古人所創立，清朝的前身則是女真人，其統治方式屬於部落共治，共同推出領袖來帶領其族群的發展，且蒙古部落推出領袖的方式，是在原領袖的親人中舉行會議，共同推舉新領袖來領導，但是這兩個民族入關統治中原之後，卻改用中原原朝的統治方式，而不延用尚在部落時期所使用的制度。因此在這怎段歷史中，中國的政體延續性並未打破。
而西方政體卻會隨著戰爭及被征服等事件，而改變其原有的政體。例如羅馬帝國被外族征服，而外族按照其部落各分領地，形成封建制度。民族國家的興起，法、英、西班牙等國則成為專制極權的國家，而後更有民主制度的產生。以下便從精英政治的面向去分析，中西方政治精英所形成的網絡差異。
三、精英網絡和中西政體穩定變遷之關聯：
在制度的穩定維持中，遞增效應是個很重要的關鍵。當制度被附諸實踐的時候，需要一定的設立成本和維持的成本，因為此制度而產生的其他周邊的關係也連帶形成的非制度影響，並且隨著其制度設立的時間，更加發揮其影響力。故我們可以得知當這個制度能夠維持著一定的效率的時候，其將不易產生變動或巨幅改變。
當這個制度有所改變的時候，來自內部變動的關鍵就在於”掌握現有政治權力的政治精英手中”，而這些政治精英擁有更動制度的權力，在封建制度中，就是各諸侯(貴族)和其參與決策的幕僚(通常也是貴族，只是附庸於大貴族之下)，在專制政體中，則是附屬於君王之下的任用官吏，在民主制度中，則是議會委員和高階文官，而政治精英會開始對於原先制度有更動的主要原因即為政治精英內部的利益鬥爭；外部變動的原因則是未被納入政治決策圈的其他精英和一般老百姓所發起的。
從漢代以降，政府便開始掌管高等教育的授課內容(國子監)，到漢武帝開始更”獨尊儒術”，確立了以經學為本的政治思想，將知識精英的價值觀約束於其中，「貢舉制度」更是選拔知識精英進入政府統治的方式，漢武帝更嚴格規定「孝廉」制度的選拔方式，而後此制度遂成為入仕的主要方式。從此開始，中國的舉士制度逐漸開始有其雛型，到了隋代，隋文帝開科舉考試，將舉士制度從”薦舉”的方式逐漸演變成”考試”的正式制度，而後唐代更需要通過科舉考試，才可以取得入仕的資格，到了宋代對待科舉考試更加嚴謹，而朝廷重臣中無不皆是科舉考試中的狀元。
從漢代便開始的選拔政治精英的制度，有著一定穩定的發展性，而越到後來其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因此透過這種方式，外部的政治精英可以循正式的管道進入政府內部的決策圈，只要能夠通過科考，就可以有邁入中央政治精英網絡的機會。更可以藉此從中低階層，躍進為上層社會的身分，更加大了知識精英通過科舉考試的誘因，且相對於激烈傳遞訊息的方式(如造反做亂)成本更低，且效益更大，而這種方式也成為外部精英跟內部政治精英流動的機制。
但是歐洲各國的教育相對於中國來說並不興盛，其教育內容也並非為政府所主導的，在中世紀時期是由教會教育為培養知識精英為主要的方式，其內容也主要為神學和希臘羅馬時代的思想，故其政治精英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背景。直到十五、十六世紀，在歐洲的部分城鎮中，才開始發展成為大學的規模，有系統性的培養各種領域的知識分子。因為封建體制統治風格的延續，在這段時間內，並未像是中國發展成有制度性的取材制度，而比較像是”養士”的方式，知識精英為國王、貴族、教會所饌養，故其下各有其附庸的下屬，因此三種勢力便也各自形成三個網絡系統，彼此間因為利益不同的對抗，但又因為維持互相合作以抑制另外一個強大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便相較於在同一個網絡系統的中國政治制度來的容易有所波動，而歐洲許多制度的波動即是三者之間彼此角力之下的產物。在此之外，因為價值觀念的不同，又沒有一個正式取才的制度，故知識份子其思想不容見於統治者時，只好選擇成本高昂的表達方式，這也是歐洲內部容易動盪不安的原因之一。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知，網路若是可以暢通的將外來力量融入其中，並維持一定的平衡時，制度較容易維持於現狀，若是在面臨外在的壓力時，內部的政治精英若是有一定共識(可能為其利益一致時)也較不易改變。
而歐洲各國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內部的政治精英沒有共識，國王、貴族、教會各有其捍衛各自利益的想法，在這三種之中也沒有某一項權力可以完全壓制住另外兩方的勢力，在彼此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的手段主要有幾種：
1,向另一個較弱勢力合作，抵抗最強的勢力。如北歐各國國王和領主共同抵抗舊教教會的干預。
2,將另一個勢力給於合併(併吞)，以做為增強自身的實力。如法王自立亞維儂教皇。
3,,跟外部勢力結合。如英國貴族和商人共同合作來抵禦王權的擴張。
在以上這幾種勢力運作的方式，就足以讓制度產生很大的變動性，若是網絡勢力越不均衡，越為複雜的話，我們可以斷定制度將變遷的易為快速。
中國的政治勢力被統合到一個範疇中，代表宗教和道德的價值觀即為學校(儒學)所統籌，而後外來的宗教，如魏晉開始興盛的佛教，唐初君王所奉行的道教，甚至是元代的密宗佛教，都是被政治力所主宰的。而貴族的勢力從秦代開始就逐漸被收納於中央政府之中，因此這兩種勢力均被中央政府的王權所主宰，故外部的精英想要進入內部決策圈的時候只有一個方向，就是進入王權所統治的政府，如此一來遂變成一種穩定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但倘若是王權勢力不強盛的時期，或是有其他競爭勢力並存的時後，這種方式也會有所更動。
促成一個網絡穩定發展的主要關鍵因素，維持彼此訊息流動的暢通，共同的價值觀念，在中國的制度上被歸於政府單一的權力網絡中，而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制度較易產生漸進式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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